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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广东探索

发布时间:2019-10-09 16:50:42 已有: 人阅读

  习总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广东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并强调要“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为广东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针对基层社会治理面对的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广东贯彻落实习总重要讲话精神,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走在全国前列”的重大使命,努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地区之一,加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是好的,但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深入进行,广东城乡基层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对城乡基层治理提出重大挑战。广会治理具有突出的复杂性、兼容性和典型性特征,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广东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优化重构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需要。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置于党的全面领导之下。广东改革开放催生了各种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和群团组织,多元思想交汇、社会群体结构复杂和社会组织架构变化显著,社会治理难度大,基层原有的“碎片化”“单一化”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广东高度发达的市场化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基层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关系、如何发挥各类组织的作用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理顺党的基层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推动基层党组织从过去不够全面、不够集中统一、不够有力的领导,走向全面的、集中统一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把坚持正确方向贯彻到谋划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项重要战略政策和重大工作中,保证各级各类组织正确的方向和正能量,激发各种社会建设主体活力。需要通过强化自身组织建设,对可能参与领域中的各种组织进行统领整合,在不同级别、不同隶属、不同空间的组织之间建立联系,调解社会矛盾,中道平衡社会冲突,实现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社会管理的协作。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需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水平,而基层社会治理质量和水平又反过来影响党执政根基的巩固与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加速不断加快,广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社会各类人员流动性不断增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日趋复杂,基层党组织面对的工作对象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分散的基层力量和资源难以满足社会管理需要,单一的政府管制方式难以适应新情况,多元主体共治成为发展趋势。相比之下,不少区域内党组织共存但融合度不高,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和作用发挥出现重叠、交错现象甚至存在薄弱、真空等问题,党组织条块分割、资源分散、党员管理服务覆盖面不广、党员发挥作用平台欠缺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尤其是基层党建工作统筹推进不足。迫切需要通过实现党组织、党的工作和党员作用发挥的全面覆盖来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区域社会的能力,通过突出党的元素来解决社区党组织服务能力弱化、影响力弱化等问题,带动社会、企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

  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地区之一的需要。广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肩负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提出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地区之一,加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这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新挑战。但广东仍存在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发挥不明显,社会管理方式与手段滞后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社会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地区之一,就要提高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服务能力,自觉肩负起“走在全国前列”的光荣使命,加快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加快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首位,深入推进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建设,引导社区群众有序参与管理社区自治事务,形成上下贯通的治理体系;发扬“敢为天下先”精神,探索并总结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途径新方法,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借鉴。

  广东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面临的许多突出问题都是其他地区未曾遇到的,必须有创新元素和探索精神。近年来各地都在进行不懈探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初步构建起具有广东特色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全面破解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这个难题提供鲜活生动的实践样本。

  建强组织体系,以大融合创新治理模式。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覆盖和有效融合,是党组织发挥作用、引领治理的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更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逐步下沉,更多的公共服务触角深入到基层,更多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到基层区域性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中。广东不断扩大基层党建工作的覆盖面,把党的组织机构延伸到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同时积极探索创组织设置方式,采取分类组建、区域组建、联合组建、独立组建、挂靠组建、和行业组建等多种方式组建党组织,健全完善四级党组织体系,实现基层党建工作全覆盖。按照“扁平化”要求着力打破行政隶属壁垒,推行街道“大工委制”和社区(村)“大党委制”,有机联结辖区内单位、行业及新兴领域党组织,构建覆盖基层治理各领域的组织网络,构建沉底到边的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 如深圳市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的“轴心”和“龙头”作用,开展“党建+小区业委会”“党建+社区社会组织”“党建+社区居委会”计划,构建核心明确、统筹力强的区域化党建组织体系,为各种社会力量创造发挥作用的机会和空间。

  构建区域化党建平台,将基层党组织功能从行政性管理向嵌入式服务转变。做好党群服务、强化服务效果,是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过去各级党组织功能多是行政性管理为主,“条块分割”造成“碎片化”,需要构建区域化党建平台,统筹区域内各种可能提供的公共服务,规划和配置、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精准,将基层党组织功能从行政性管理向嵌入式服务转变,解决社区党组织资源力量不足、作用虚化弱化等问题,解决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的问题。而且以党内资源引领带动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的整合,引导多元共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多方参与的共建共享,促进基层治理发挥实效。如肇庆搭建基层各类党组织共建共享、集教育管理和沟通服务“四位一体”的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更多渠道掌握社情,盘活了党组织的力量资源,实现党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引领,使基层党组织在统筹力量和资源中增强了向心力,在联系服务群众中增强了凝聚力。

  开展“南粤党员先锋工程”,打造基层治理“先锋铁人”。做好基层治理工作,关键在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带头人,必须把选优配强党组织带头人作为重中之重,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需要激发党员积极性创造性,为基层群众提供“零距离”服务。广东深入落实加强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以规范化建设、组织力提升为重点,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规范支部建设,着力打造基层治理的坚强领导核心。推行“南粤党员先锋工程”,分类制定党员评星定级量化指标,对无职党员探索开展设岗定责,对在职党员开展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活动,发挥广大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开展“头雁”工程,突出强调选优配强乡镇、村党组织领导班子特别是党组织,建立村级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和党组织后备干部队伍,确保基层治理工作后继有人。推进实施“班长工程”,把居村队伍纳入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真正把解决问题有本事的干部选拔出来,打造一支基层治理“先锋铁军”。如广州实施“新时代党建先锋行动”,以“先锋讲习行动”、“先锋惠民行动”为重点,消除、疏导、解决民生工作中的“痛点”“堵点”“难点”,形成了一批惠及民生、覆盖广泛的“新时代党建先锋行动”项目。佛山市顺德区以“党群先锋队”为抓手,着力探索实践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成为党建工作一张亮丽名片。“南粤党员先锋工程”强化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极大地推动了各级各类资源更多向基层倾斜、向群众倾斜,让更多的党员干部俯下身子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把基层治理的工作关口前移,推动基层治理力量下沉。社会治理创新,重心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抓基层、打基础。过去,许多地方的基层治理浮在上面,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广东把基层治理的工作关口前移,主动将人力、物力、财力沉下去、融进去,全省乡村振兴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后5年要每年选派约1000名优秀党员干部到全省贫困村、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担任党组织。实施粤东、粤西、粤北“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五年计划”,选取200 个乡镇(街道)设立社会工作服务站,招聘近千名社会工作者充实基层服务力量。落实领导干部包片挂点联系和研究解决问题工作机制,推动乡镇工作重心向村一级下移,推动治理力量重心下沉、作用下探。探索农村基层治理创新,建立村民理事会、乡贤咨询委员会等,为乡村治理凝聚“乡贤智慧”。将中央、省、市、区、镇五级党代表安排到村(社区)党代表工作室(站)开展履职,服务群众“点对点”,探索出“党代表联系服务居民特色工作法”,为群众快速解决“烦心事”架起了“高速路”。汕头组建党员干部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村庄清洁、基层治理实践活动,营造“小团队+大家庭”的共治氛围。湛江制定“特色服务清单”,为区域的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特色服务,实现力量和资源的有效流通和精准对接。

  建构“网格化”治理模式,营造共建共治共享氛围。“网格化”是一年来广东各地推行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区县为单位,将辖区划分为城市网格、村居网格、企业网格,构成无缝对接的网络,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环环相扣,将社区治理千根线拧成一股绳,让社会治理更快捷准确。广东各地创新“小网格+大党建”的治理理念,构建“小支部+区”的治理体系,指定网格内单位及村(社区)党组织作为责任单位,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带头作用,扎实做好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各项基础工作。如珠海市以社区网格为单位建立党支部,每个社区划分成3—5个网格,以网格为单位建立党(总)支部,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为基层治理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坚实基础。“网格化”治理模式改善了党群互动方式,优化了基层治理生态,让基层组织力在服务引领中不断增强。

  让来粤党员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管理,拓展外来人口参与社会治理途径和方式。广东外来人口超过4000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群体。广东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突破口,把流动人口吸纳到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队伍中,破除外来人口管理难的难题。以“两新”组织党员、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为切入点,发挥党员在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作用,带动帮助外来人口更好地融入生活,增强归属感。基层党组织走出机关、走向社区、走向最基层的外来群众,组团式集结外来人口中的各界精英特别是流动党员,让来粤党员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管理,把“外来人”变成“自家人”,让“老乡管好老乡”。培育外来群众的社区意识,营造基层协商和居民参与自治的良好氛围,共建和乐家园。出台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大力推动城市户口迁移政策的差别化调整,让异乡人成为城市的主人,不断提高外来居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解决了外来人口城市归属感淡漠产生的问题。畅通外来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尊重他们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如东莞外来人口较为集中的村居建立“劳动者港湾”,解决了长期联系服务外来群众形式比较单一的问题;广州白云区通过创新“党建+社建”模式,拓展外来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式;深圳加快推进外来人口集聚区党建文化阵地建设,把村社区阵地建设成为引领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红色家园”。

  实施“党建+互联网”,深化社会治理智能化。随着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兴起,传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广东发挥互联网大省的优势,“互联网+”、大数据等被广泛应用到基层治理中,契合当今时代信息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实际,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性变革,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规范化和治理功能的不断优化。依托“互联网+”的技术支持,广泛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到基层治理中,把信息管理系统和党建服务、政务服务、社会服务及各部门职能有机整合,让村居民第一时间掌握各类服务信息,把“面对面”’与“键对键”结合起来,实现与社区发展融合“零距离”,很好地解决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不愿意”和“不方便”的问题,使群众办事更加便捷。如深圳在全市党群服务中心配置统一的综合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工协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中山借力“互联网+”和大数据,打造现代高效的行政服务大厅;惠州以解决基层真问题为导向,积极推进智慧政务、智慧环境、智慧、智慧消防建设;梅州创立党建网络直播平台,把网络直播平台打造成党课移动课堂。“互联网+”形成动态民情信息库,基层社会管理精细化程度得到较大提升。

  广东各级党组织坚持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参与、法治化引领、智能化支撑、专业化发展,增强了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和高效性。一是基层党组织统筹资源能力得到增强。一批基层村居党组织通过开展区域化党建,实现了党建资源跨区域、跨行业融合,统筹社会治理资源的能力明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二是基层社会治理沟通协调机制得到完善。区域内各党组织有机联合,打破以往属内各党组织“各自为政”的格局,进一步实现了基层党建和社会源配置的优化和组织力的提升。三是基层治理精细化程度显著提升。网格化手段的应用和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的搭建使得关于基层社会治安的各类数据库体系得到快速完善,加上现代数字信息手段的日益丰富,使“定位”“定人”“定事”紧密结合,显著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程度。四是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基本形成。广东各级党组织重视和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把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构筑起社会矛盾化解与社会矛盾调处的第一道屏障,使基层党政组织的职能体系与治理能力得到持续加强。五是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正在加快建立、公共安全网越织越密,深入推进治安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成果,各项主要工作指标名列全国前茅。广东全年共调解矛盾纠纷39.72万件,调解成功率98.19%。

  广东根据实际着力推进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积累了如下重要经验:第一,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基层党组织是各个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无论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使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第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共建共治共享”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确保从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事情改起,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畅通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渠道,使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真正主力。第三,必须坚持因地制宜。要突出特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推动各地立足自身基础条件、资源禀赋、人文氛围等实际,确定基层治理的发展思路和推进策略。尤其要挖掘 “岭南文化”中“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蕴藏的治理内涵,大力弘扬传统美德,充分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夯实基层善治基础,实现柔性治理。第四,必须加强现代信息技术支撑。发挥信息产业优势,把信息技术、智能装备、数据服务引入社会治理建设中,助力社会治理智能化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改进基层社会治理,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第五,必须强化制度机制保障。制度机制硬,基层治理就有效。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推动基层党建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有机衔接,将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内容和指标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当中,定期考核,使基层党组织自觉落实基层社会治理责任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第六,必须强化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是支撑,必须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骨干队伍,以基层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同时注重社会治理专业队伍建设, 精心培育治理骨干,提升专业化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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